周二对于影虫Mr.Chen而言，绝对是个不一样的日子，尤其是在上海电影节期间。下班前30分钟，Mr.Chen就已坐立不安，水杯洗净，电脑关机，连一向无视的案几也在无意识间被蹭得清爽，只等指针一过5点，他便拔身而起，按照早已成竹在胸的路线，开始在各大影院奔波——几乎各大影院都在周二全天半价，一周一次的机会哪能放过。

　　如今看电影，俨然成了高档消费品，动辄七八十的票价，迫使大部分的奥菲斯影虫们在路边摊上等枪版，欢喜得厉害了，再收藏一张大碟版，也还是比看电影合算。实际上，讲求实惠的奥菲斯影虫们，大可不必饿个几天求一顿燕窝鱼翅，或许可以去尝试下“商务套餐”，价格便宜的小电影院，正在逐年减少，能在小区不远的影院花25元看场大片，不亦是种个性选择？

　　端坐安福路武康路口20年的永乐宫电影院，在今年人去楼空。家住安福路的Miss.J手中的橘黄纸质永乐卡上，被圆珠笔打上了10个钩，那是看完了10场百元电影的证明。最寂寞无奈的，也许莫过于影院对面的马里昂吧了，直到3个月后，它才能确定，在那片声色光影遗址上会冒出怎样的新邻居。等若干年后，这一变化就会考验人们的怀旧能耐了，如同在新世界商城的绰约风姿中辨识红旗电影院的气息，或面对淮海路尽头的时代广场遥想嵩山电影院屋顶的弧度。

　　由此，恋旧的人们确乎有了《天堂电影院》结尾的伤感：30年后，当多多再次回到故乡，老放映员多佛特死了，被电视机挤出时代之外的天堂电影院，在一片爆破声中倒塌。他和爱人的一夜情缘成了一场实在的梦境，只有那些接吻镜头的残片断章，让投影光下的多多泪留满面。

　　幸好多佛特还留下了那些时光，幸好现在，上海那些曾经充满欢笑的天堂电影院，还有一些仍保持着坚韧的生命力、绽露出谦和的微笑，在街区巷坊中静静等着喜欢它们的人。

浙江电影院

搭乘这永远的光影列车

　　虽说远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黄浦区的浙江路就已经是闻名遐尔的小吃街，不过福州路和广东路中间的这段浙江中路上，水果摊贩的昌盛还是让人一惊。而浙江电影院始终未变的红底金字匾额，就在一片荔枝、杨梅、西瓜的叫卖声中被簇拥起来了。

　　“这一块以前是上海的上只角，走到哪里都非常热闹。但跟大光明它们比，我们已经是四条街五条街的位置，不是很好了。”浙江电影院里的吉叔从小就住在附近，“如果谈朋友那是要去大光明，高档剧院一般要三层的，但浙江的两层剧场只是自家看看，也还蛮好。”在这里虽然靠了里街，对面就能看见拎马桶出街的阿婆，但是到底也算上海高档生活区，“那时上海最流行的活动就是轧南京路、看电影和搭乘市百元的自动扶梯了。”

　　但在红火了一阵子之后，电影院的生意被各种娱乐场所和电视的普及所冲击。上世纪80年代末，影院生意日益萧条，浙江电影院拆除并租赁了一层播映厅，原本门厅的三分之二从此被新亚大包和水果摊割据。方方正正的售票处，贴的是手写的排片表，旁边挤着一个满满当当的水果摊。略带灰涩的白墙、褪色的磨花石地板还充溢着旧时的味道，连对门的新鲜水果和新亚大包的香味都没法消散。在两排老式的黑皮沙发的列队相迎下，341个红色座椅塞满了二楼放映厅。虽然放映机大约是“文革”时候的牌子，声效也保持了当年的效果，质量倒是老好，无须维修，影院至今还基本保持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原貌——也是这样才保证了票价的实惠低廉。“这是浙江电影院的生存之道。”吉叔说。

　　现在附近的人还喜欢着浙江电影院，因为小影院比较热络，他们受不了在大影院里，坐进去就被湮灭的冷清。而且最近由于大光明的整修，同为大光明院线的浙江电影院也顺理成章地拿到了许多首轮播映权，而如果办理了百元光明卡，电影票价最低才5元——仿佛是搭上光影线上的地铁了。

　　“回雁厅的情侣座是很好，双人沙发老阔的。”Miss.Z是衡山电影院的忠实粉丝，她跟男朋友的第一次约会就在回雁厅，后来她男友还包下了回雁厅，向她求婚。在接到花束和戒指的那一刻，以前的点滴由放映机打上大屏幕，Miss.Z泪流满面的同时，也就决定了他们夫妻跟衡山的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