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普通的故事，这是一些普通的人。

　　一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在读研究生，两年来利用课余打工挣的钱，资助一个云南贫困县高中生。半年前，被资助的这个孩子身患重症，需大额费用治疗，而孩子家徒四壁，求助无门……故事的开头是我们太过熟悉的悲惨世界版本，而故事的后半部分，却因为这个研究生长达半年的曲折奔走，因为她对爱和善良的信心，在无数希望与失望过后愈加坚定的信心，让悲剧在我们这个钢筋城市中开出了花。

　　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她而行动起来了，跟着她一路跑起来了。如今，老师们在一旁助跑加油，同学们成为了她的“战友”。“之前很犹豫，其实只要举个手，站出来，就多了一份力量。”“战友”小晨说。

　　大家都叫她小跑，现在他们成了“小跑们”。小跑说：“爱是快乐的，所以我们这群人乐呵呵地做好事。”一个人的爱心，不知不觉走了很远；而更多人的爱心，正在接力中走向更远更宽广。

　　上周六下午，记者在华师大校园里见到了文艺学研究生小跑。她刚做完家教，一溜烟地跑过来，采访结束后又立即跑去做另一份家教。“本科毕业以后，我就再没向家里要过钱了。”小跑笑呵呵地说。

缘起：与贫病高中生结对子

　　挣钱不易，何苦还要助学？2006年10月，学校里一场“支教报告会”却让小跑心潮澎湃。“一直以来，我都琢磨着要做点实事，所以很佩服这些支教老师，可想想自己还是不行，不坚定，离实际行动还是远了一点。”小跑决定一步一步来，她主动联系了报告会上的支教老师——物理系研究生小周。就这样，她跟小周老师之前的学生——云南武定县高二的贫困生李红槟结成了一帮一对子，“就是每月固定寄一点钱资助小孩子吃饭而已，不值得一提”。

　　这个叫李红槟的农村孩子体弱多病，小时候从高处跌落，延误了治疗，几年后拖成股骨头坏死，并导致三级残疾，“但是红槟很少主动提及病情，我那时也不知道这病是怎么回事，只是担心小孩子会不会因为残疾而自卑，或者自怨自怜什么的。”

　　通通电话，写写信，“小跑姐姐”打消了担忧，“我们真是亲如姐弟，这个孩子敏感善良，特别重情谊，心理特别阳光。”

　　讲到孩子的淳朴，支教老师小周说起两件小事：“两年前我从云南回上海的时候，红槟说没什么送我，给我背了足足50斤糯米让我带回上海；后来他还让他妈妈养了几只壮鸡，等着我和小跑去了杀给我们吃。2007年暑假，我回了一趟武定，他家的鸡已经养到10多斤了，由于小跑没去，只杀了一只，红槟说让我把剩下的鸡抓回上海。”

　　另一位“战友”闪闪同学也很感慨：“因为我也生长在农村，从小到大，我的身边都一直有这样清寒有志的少年。相比之下，我还不够乐观、豁达。如果我是李红槟，不幸有这样的病残，我可能会怨天尤人、愤愤不平。小周老师叙述的细节等都让人感觉，这样的人，你去帮助，实际上是在帮助自己。”

恶运：来不及犹豫，行动起来

　　生活还是给了这个善良的孩子更沉重的一击。半年前，李红槟的病情突然恶化，小跑起先是从电话中觉察出不对劲，再三追问才知道他左腿疼痛加剧，已到了吃止痛药都没用的程度。“他不愿意再给家里添负担，一直拖着，每天强忍着痛上课，还一直不告诉我。”

　　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纤维性肿瘤以及晚期股骨头坏死，前者是急性的，需要立即手术，术后还可能转移复发，后者是由于髋关节长期发炎造成的，医生初步估计治疗费用在15-20万元左右，“而且只能在北京、上海、西安的大医院做手术”。不做手术会怎样？——会瘫痪，这个少年将一生卧床不起。

　　小跑说，初听这个消息时，她惊呆了。“眼前是自己风平浪静的学校生活，读读书、看看碟而已，而另一头是一个孩子生命里巨大的苦痛和希望，两相之下，我潜意识里很想躲开，我从没担当过这么大的责任，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能做什么。”

　　再次给红槟打电话时，小跑非常沮丧，没想到红槟却反过来安慰她：“姐姐，你不要有压力，你不要担心，我决定还是放弃了。”放弃这辈子正常行走的希望？小跑坐不住了，不能放弃，这个孩子还没读大学，还没恋爱，还没享受过青春应该享受的一切，他这辈子不能就这么完了！她作为“姐姐”必须有所行动。

　　整个寒假，小跑为这个事奔波着，先从周围人入手。“起初有很多顾虑，怕给朋友、同学添压力。因为我的同龄人大都还在读书或者刚参加工作，大家都不宽裕。”小跑很为朋友考虑，也总结了一套心得，“要客观具体地告诉别人这个事情，还要充分体谅到他人的难处，千万不能站在道德的高度去要求别人的爱心，爱心一定是从心而发的。”

　　50元，100元，500元，同学、朋友们毫不犹豫地为这个素未谋面的孩子攒钱，“有个朋友说很抱歉，存折里只有2000块了，下个月才能做兼职赚点钱，先给那孩子500块好不好？”还有一个大四女生，实习了好几个月，单位就发了500元，她当天全部寄了过去。就这样好不容易攒到1.1万元，加上红槟父母抵押房子的钱，第一笔肿瘤手术费凑齐了。今年1月25日，红槟进了手术室。

奔波：希望的门，一次次关闭

　　筹钱的过程中，小跑也攒足了勇气和信心。朋友们每一笔善款，每一声鼓励都是在为她加油，面对接下来那20万元的压力，她心中开始计划起一条更远更广阔的求助之路。

　　首先是各类慈善组织和基金会。“我当时觉得，慈善基金应该是最有希望的吧。”于是，小跑一边为准备申请材料自学着一大堆从未接触过的医疗术语和规定，一边联系了青少年基金会、红十字基金会“奔跑天使基金”，还有一些大陆民间的慈善组织、台湾某慈善基金会等。

　　然而，理想很难照进现实。大多数基金会并没有针对个人的救助，有的是针对白血病、艾滋病、兔唇等具体病症；有一些慈善组织虽然接受了递交的材料，但还要等待下一步大海捞针的筛选；最对口的“奔跑天使基金”只接受14岁以下的儿童；有的基金会一直说忙，没时间去实地考察……小跑有些气馁，但马上又着手研究更多的求助途径。

　　考虑到个人组织募捐的形式会存在公信度以及法律方面的问题，小跑和朋友想到了通过红十字会设立捐款账户，“账户申请成功了，但里面并没有钱，要全靠我们自己募。”

　　期间，小跑向几位著名的公众知识分子发过求助信。“我觉得他们看上去还是很关注下层民生的，希望他们能通过公共平台呼吁一下，即便在他们博客上转载一下也好。”然而石沉大海，即使再次去信询问也毫无回音。

　　基金会和名人路线都走不通了，“还是要借助媒体的力量，靠社会捐款才能解决。”小跑回忆说，“全家人都行动起来了，妈妈专门负责关注各个电视台的‘真情’节目，我爸记联系方式，然后我就挨个地写信、打电话。”然而，“热线”电话没人接，信件从无回应，“可能是我们的故事还不够煽情，没新闻价值。”小跑苦笑了一下。

　　接下去，她又托老同学帮她联系到四川媒体，有两家报社和地方电视台。“起初，他们都表示感兴趣，让我提供材料。”彼时，媒体的热情让小跑觉得胜利在望。可最终媒体的关注点还是以吸引眼球为主，“有的记者说这事不够新鲜，没有卖点；有的报纸说，红槟是云南的，而我们在上海，地域不对口；还有的电视台随口答应过后又音讯全无，后来索性不理我了。”

　　这时华师大地理系一个叫越越的女生站出来了。“她很热心，很快就通过家人联系上了昆明市电视台，对方表示愿意播，但需要我们自己提供影像素材。”小跑说到越越，万分感激，“她先是去昆明医院里拍红槟。后来，红槟出院了，她又和她爸爸坐很远的车去武定县红槟的学校和家继续拍摄。”

　　但是毕竟水平业余，1个多小时的素材还需要后期剪辑，“我找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朋友，但是她要5月以后才有时间。”此事只好暂时搁置。小跑又想到一个好途径，“等我们剪好片子以后还可以做一个播客，放在新浪视频网上。”

转机：救助帖唤来众多师生

　　到此为止，能想到的途径几乎都试过了。“我们的注意力没放在沮丧这个方面，倒是因此接触到了一些实际的社会问题，改变了先前一味抱怨的想法。平时一聊起这些，大家就抱怨体制不健全，但这次实际参与到其中后，我倒真的发现如果不继续行动下去，抱怨是没有用的。”怎样行动才有效？小跑心中升起的关怀已经不局限于红槟一个人了，像红槟这样的家庭占了社会很大比重，一场重大疾病就能彻底拖垮，这些人怎么自救？

　　越思量这些问题，小跑越觉得自己可做的事很多，“我想为他们画出一幅救助地图，但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不够了。”

　　这时，进一步的转机出现了。小跑将救助红槟的原委和整个过程中自己的心路写成文章，发在当代文化研究网的“热风”论坛。这个帖子立刻引起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注，上海大学的王晓明教授回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每天都有无数悲惨故事发生的时代，我们也都饱尝了太多的‘什么都不能改变’的沮丧，因此，就像有帖子说到的，我们不知不觉就麻木了。但是有人没有这样，他就动手做了，而且坚持着，不气馁。所以，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帮助需要救助的人，而是你能不能克服自己的沮丧、气馁和麻木。”王晓明的话一语中的。师生们纷纷解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经过“热风”论坛的推动，又一批研究生同学站了出来。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大学等高校的同学自发联合，组成了一支救助红槟的队伍，现正投入行动。现在，小跑变成小跑们了。

　　上海大学的小晨在论坛里这样写道：“当我看到小跑在为远方的贫病少年奋力奔走时，我发自内心地感到，绝不能眼看着这么好的姑娘‘一个人战斗’下去。我迈步走到小跑身边，只是为此。我无力去做小跑做过的事情，可是我愿意应答她，和她站在一块。想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单纯的头脑和几乎为零的社会经验，都不是最重要的了。”

　　华师大的东辛说：“在看完小跑的心路和众多网友的回帖后，我还在和做媒体的朋友说，这事很难做，太普通不过的一个人，太平常不过的一件事。在不断地对普通对平常的强调中，我猛然意识到，我们不就是一个普通人、平常人吗？如果这样的不幸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现在人手多了，有条件把之前因她个人时间精力有限不一定‘走’得很好的路再过一遍，那么对于后面需要救助的人而言，就可以在这次救助活动的经验基础上，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最有针对性的途径来达成目标。”

希望：一群人将走得更远

　　现在小跑和她的战友们开始了更广泛细致的求助，从农村医疗保险，到民政局、教育局、地方红十字会、残联，再到各种民间团体，“为红槟求助的同时，我们还想通过我们的行动来探路，告诉后面的人，如果你生重病了，什么政策是你可以诉求的，什么地方是可以获得一定帮助的。”小跑说，“我们这个目标并不理想化，我觉得是可以脚踏实地做出来的。”

　　大家的努力也得到了更广泛热烈的支持，两周内捐款近两万元，热心的老师在幕后给小跑们加油鼓劲。谈到更细致的捐助程序，小跑自信地说：“我们商量好了，想了很多办法去关注捐款的透明度和公开度，整个事情结束后，我们会把手术费用和红槟的康复情况，以及所有的支出收据完整地向捐助人公布。”

　　热心关注并参与此事的华师大毛尖老师，自称只是“助跑”。“是他们在带我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毛尖说，他们的能力、爱力、爆发力感动了她。他们的热情“让我体温比较高”。小跑和她的战友们还在跑，可以预见，小跑们的周围，会有更多人一起跑起来。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老师说：“小跑们在连成新的人群。一个社会，这样的人群多了，才是安全的、温暖的，有精神活力的。”

　　“我们的行动，最低纲领是20万元，最高纲领是，重新呼唤出一个时代的青春期。”毛尖豪情万丈地说。

个体救助，选择之难

中国红十字会事业发展部副部长王舒侬

　　每天联系红十字会或者红十字基金会寻求帮助的人太多太多，全国需要资助的贫困疾病人群很庞大。从这个角度说，慈善基金不过是杯水车薪。每天，我们都接到非常多的求助，我们希望能多帮一个是一个，但事实上很难做到。

　　看到一群大学生热情地投入其中，我很感动。我也能想象他们已经遇到或者将要遇到的困难。李红槟的情况有其特殊性，他已经成年，得的病不致命，延迟治疗也不存在致命危机，但花费非常大。所以，很难获得基金的资助。如同大学生们曾面临管还是不管的艰难选择，基金也面临救谁的艰难选择。专项基金多针对14岁以下青少年和儿童，对于疾病也局限在白血病、兔唇、脑瘤等特殊疾病。因为这关系到基金使用效用。

　　假设有20万元资金。有10－20个孩子需要动手术，每个手术花费几千到1万，手术结束病就根除了。或者有5个孩子躺在床上等着治疗，不治疗就等死，每人4－5万就能挽救他们的生命。李红槟，成年男子，股骨头坏死，20万元治疗费可能只是保守估计。这笔钱，你选择给谁？

　　从迫切度和效果来说，无疑前两者都比李红槟有获得救助金的优势。

　　对捐赠人而言，捐给个人还是组织也是艰难选择。从故事的感人度而言，肯定是个体经历更催人泪下，但从捐赠情况看，机构组织获得的捐款明显超过个人。除了之前提到的效用因素外，个人也很难承受巨额捐款。假设红槟最后募得100万元资金，远远超过他的医疗费用，捐赠人和社会舆论可能就会觉得他日子过得超过普通人，很多捐赠人就嘀咕了“你过得比我都好多了。”

　　也有公众质疑对重病患者的捐款，最终钱都落到医院的腰包，等于大家不断在给医院送钱，医院为何不能减免治疗费呢？医院有医院的难处。很多医院做好事也不敢留名，生怕类似的病人都找上门，医院个个减免费用不现实。解决这些问题，更多需要完善国家的保障制度。慈善只能是补充，而无法成为主体。比如，农村的医疗保险。如果有医疗保险，红槟的问题就不难解决了。

　　但现在，有一群学生积极投入帮助他，还是让我非常感动。他们的行动的意义不仅仅是慈善捐款。希望通过媒体使他们获得更多支持。

野百合也有春天

文 毛尖

　　问同学平时喜欢读什么？很多人说，《读者文摘》。常常我就用大宝的广告词劝他们：“嘿，咱也用点贵的啊！”但他们对普鲁斯特们耸耸肩，继续看《读者文摘》。不过，有一次，一个同学反问我，老师从来不看《读者文摘》吗？

　　我被问住了。《读者文摘》也是我的青春读物。诚实地说，我的青春期心理建设和道德建设与其说是《青少年修养》的结果，毋宁说是《读者文摘》的后果。而且，自大地说，这个后果还不算坏，虽然这个后果至今让我对流行音乐缺乏抵抗力，容易被温馨的煽情的东西俘虏住，然而，打开天窗说亮话，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民间社会的道德和美学教育，到底是精英的功劳大，还是《读者文摘》的功夫深？

　　之后我再没有用嘲讽的口气说《读者文摘》，当然，我也不再看现在的《读者文摘》，因为青春不适合回头走。不过与此同时，我开始只对感情克制甚至是感情退场的作品感兴趣，我觉得这样挺酷，课堂里，碰到同学在催泪弹的桥段里无法自拔，我凭着自以为是的美学落差开导他们：“保持距离！”

　　《包法利夫人》中，庸常的查理娶了美丽的爱玛，他神魂颠倒，从此，“宇宙在他，不超过她的纺绸衬裙的幅员”。资治通鉴，衬裙以外的幅员才是世界真谛，“超越衬裙”，这是我以前读《包法利夫人》的体会，我也这样理解福楼拜的态度。真的好像很后现代，人间有悲欢，但只要保持资产阶级的审慎态度，就能免疫于廉价的同情和鼓掌。靠着这种态度，我心平气和地度过了21世纪的头几年，否则，光凭着《读者文摘》的启发，我也应该像《小妇人》中的贝思，献身周遭世界的种种困顿，当然，也可能早就像一个半世纪前的主人公，罹患了多次猩红热；再否则，在一腔柔情的驱使下，像《百合花》里的新媳妇那样，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新被子献给完全不相识的人……

　　可是，就像福楼拜的母亲谴责福楼拜说的，“你的心早已枯死在对文字的狂热执著里！”对于我们，枯死我们的不光是日日夜夜无休无止的灾难，早在这些灾难发生前，我们已经把自己武装好了，以现代或后现代的名义，早早地把自己护送到距离合适的壕沟里，然后在壕沟里呼喊一些口号，叫嚷一些主义，良心获得安慰，临睡前还能满意地想一下：具体工作，当然会有具体的人来做。

　　其实，身边一直有朋友在做具体的工作，甚至我自己，也以感动自己的方式做过一些小事。但我从来不愿跟被救助的对象见面，甚至电话都怕打一个，我很怕和他们发生情感牵扯，说得赤裸些，我吝于付出感情，尤其当他们说感谢的时候，我觉得狼狈不堪，因为在我内心，其实匮乏热烈的东西。这都是真的。但更真实的是，身边就有这样一个年轻的朋友，不仅付出自己有限的财力，更难得的是，付出了自己全身心的爱；而更难得的是，她一边付出，一边很快乐。是真的快乐。就是我青少年时候，在《读者文摘》上会读到的那种快乐，因为帮助别人，觉得路边的柳树亦是赞美；因为帮助别人，觉得山河岁月皆能欣欣向荣。

　　感谢生活，因为这个年轻的朋友，周围突然多了一支快乐的游击队，他们在各大高校的BBS发帖，在很多门户网站的救助论坛呼吁，“万水千山，让爱奔跑”、“爱的接力棒”、“如果一切不够惨烈，那是因为人间还有希望”，每次看到这些标题，久违了的热情涌上心头，常常，我就想起雨果的诗，你没有那么多的死灰能扑灭我的灵火，你没有那么深的遗忘能吞没我的爱情！而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发现自己在唱《野百合的春天》：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

　　没有人看见野百合生长，也没有人看见历史。我们的小小游击队能够做的，可能就是在向天空发出信号弹的时候，发现自己也通身透亮，并且因这透亮而重新唤回一个烈火青春。而我想，借着这最后一次的青春期，我们终于可以重新整理身心，让天空大地重新检阅我们，看啊，世界不能更美好，但恶劣的气候不能迫使我们熄火。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是我们的暗号，也是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