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反复复写了删，我不知道如何去表达我对妈妈的爱，更深的是对她的亏欠……妈妈，我们一定都要健康地活下去，这一路始终是你我相依着走过，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李丽在博客中写下自己对妈妈的无限感恩之情，感谢妈妈毛国萍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

　　去年8月2日，李丽在仁济医院接受了肾移植手术，肾源来自妈妈。这一天对于29岁的李丽来说，成了毕生难忘的日子。“我已经生病长达6年，从大学刚毕业后的慢性肾炎，到2006年被确诊为尿毒症，当时我觉得自己一生中最精华的时间都在病痛中度过了。”

　　记者从沪上部分医院了解到，目前，亲属间肾移植手术的实施例数已经有大幅度提高。仁济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凌建煜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该院做的亲属肾移植手术占据该院肾移植术总量的40%，而在前两年，只有区区1%-2%。

等不到肾，每天都有病友死去

　　自从2006年被确诊为尿毒症后，李丽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学毕业一年后，我就辞去工作在家里静养，没想到病情还是继续恶化。”那段时间，李丽经常突然晕倒，“妈妈都不敢让我一个人呆在家里，她辞去工作，专门在家里陪着我，开始做兼职。”

　　为了负担家里的开销和女儿的医疗费用，做会计工作的毛国萍辞职后一口气接下了十几份兼职，每天呆在家里陪着病重的女儿，寸步不离。

　　到去年6月，李丽的身体状况全盘崩溃，血压高得吓人，肾出血引发吐血，经常头疼得拿头撞墙，全身皮肤瘙痒，腿脚痉挛，有关肾功能的肌苷指标居然高达1800。“更可怕的是由于心衰，我根本没法躺下睡觉，体内的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体外，一直压迫心脏，我只能夜夜靠在床头。”李丽缓缓地回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

　　除了病痛的折磨之外，还有精神上的煎熬。“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还能熬多久，病房里，每天都有病友没能等得到匹配的肾而死去。”李丽的血型是O型，更加难找到合适的肾源，她当时已经怀着一种绝望的心情，等不到匹配的肾，就只能在无奈中死去，这是很多尿毒症患者不得不面对的命运。

　　那段时间，母亲给予了她极大的力量。“父亲不在了，我们家就只有母亲和我相依为命。”很多生活片段让李丽感动得泣不成声。比如，李丽无法躺下睡觉，常常是靠着床头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就醒过来，半夜醒来总能看见母亲在帮自己按摩水肿的腿脚，一边按摩一边打瞌睡。6、7月份，母亲白天要在她身边端茶送水，晚上经常是强撑着不合眼，整夜整夜地陪着女儿。

它就在这里，我能摁到它

　　去年7月，原本一直寄希望于外来肾源的李丽病情急速恶化。“医生悄悄地告诉我妈妈，如果不尽快接受肾移植，我最多只能再活一个月了。”“如果我的肾合适，我把自己的给她！” 妈妈毛国萍听了之后，脱口而出。

　　当毛国萍告诉女儿自己要捐一个肾给她的时候，李丽坚决不同意：“我们家就靠我妈妈撑着，她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所以我立刻就拒绝了。”可是母亲的坚持和爱最终说服李丽。

　　母亲毛国萍认为，自己就这么一个女儿，看来是没法再等下去了，没有退路，这是做父母的应该做的，谈不上什么伟大。

　　检查下来，母亲的身体很健康，肾功能也很好。按照《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只有在不伤害供体的原则下才可以动手术。就是说，如果毛国萍的两个肾有一个不太好，就不能动手术。结果，她们很幸运，母亲也是O型血。

　　去年8月2日上午7时35分，凌建煜医生为母女俩进行了肾移植手术，母亲的左肾被顺利地移植到了女儿的体内。

　　“它就在这里，在髂窝的位置，我能摁到它。”李丽万分感激母亲又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

开网店，手术后坚强活下去

　　母亲一周后健康出院了，而李丽也于一个月后基本康复。“看到母亲健康，我才放心了。”虽然医生再三告诉李丽，捐献一个肾对于供肾者的身体不会有什么影响，可是李丽始终不放心。

　　“现在我这样的身体也不太可能出去工作，生病期间，我就自己在淘宝开了家网店，专卖内衣。”李丽不仅坚强，而且还很能干，网上小店经营得有声有色，还在家旁边租下了一个小仓库专门用来囤货。

　　无法像正常人一样上班的李丽为了分担母亲的经济压力，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家里带家教，“开网店加上做家教的收入，每个月的医药费我全都能自己负担。”无奈手术后，由于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身体抵抗力非常薄弱，一旦家教的小朋友感冒了，李丽就会被传染，所以她只好停止了家教。

亲情，让医生一次次感动

　　“我们不需要……我们不需要……”朱旭敏的丈夫挂断了电话，拒绝接受采访。去年年底，30岁的朱旭敏毅然捐出自己的左肾给年迈的母亲。这件事在仁济医院被传为佳话，因为，子女捐肾给父母，到目前为止，极其少数。

　　朱旭敏是家里四个子女中最小的女儿，也是四个子女中家庭经济状况最差的。母亲万万没想到，最后愿意捐肾救母的就是这个平日里不起眼的小女儿。

　　仁济医院肾移植中心的主治医生应亮回忆，当时经过家庭协商，其余几个子女都愿意从经济上对母亲的手术进行支持，而朱旭敏经过思想斗争后决定捐一个肾。原本朱旭敏的丈夫不同意，后来经过一番交流，朱旭敏说服了丈夫，做手术的医生都为之动容。手术后，其余的子女安排朱旭敏在昂贵的特需病房住了三天。

　　“按理说，医生应该对病房里的人间冷暖司空见惯。”可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研究室主任朱同玉仍然被一次又一次亲属器官移植深深感动了，“甘愿把自己的肾从体内取出来，并且冒着1%取肾手术死亡率的风险，捐献给自己的亲人，这是一种人间最伟大的奉献。”

　　在朱同玉的策划下， 中山医院推出了亲属肾移植的宣传片《我的生命你的爱》，这是国内首次对亲属活体捐献进行公开的宣传教育。宣传片中，不仅全方面阐述介绍了亲属肾移植手术，还收录了四个成功的移植故事。其中，有丈夫捐肾给妻子的，有弟弟捐给哥哥的，有妈妈捐给儿子的，还有外婆捐给外孙女的。手术成功完成后，供肾者和受肾者都过上了和正常人无异的平安生活。

亲属肾移植亟待推广

　　“前些年，大家都排队等着外来的肾源，现在外来的肾越来越少了，而且，如果移植亲属的肾，排异性也会比较小，做完手术后，免疫制剂的常年用药量也会相对少很多。”朱同玉教授明确提出了亲属肾移植的种种优点。他认为，对于尿毒症患者而言，与其花5—10年的漫长时间在病痛中煎熬，苦苦等待不确定的外来肾源，不如进行亲属肾移植手术。

　　“去年在中山医院做的亲属肾移植手术数量确实已经有大幅度提高。”朱同玉教授给出了一系列的数据：2004年做了9例亲属肾移植，2005年15例，2006年21例，而2007年猛增到了47例，占据全年肾移植总量的55%。

　　除了外来肾源的大幅减少，去年5月1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正式实行也对此功不可没。条例中，有关器官移植的各个细节都得到了规范化，对于供肾者和受肾者双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严格的界定。首先必须是直系亲属，或者三代以内旁系亲属，如果是夫妻之间供肾，必须是结婚两年以上的夫妻才行。“在条例出台之前，我们还遇到过两个原本互不相识的家庭之间互相供肾的手术，现在就不能做了，不符合条例的规定。”朱同玉说。

手术台下的人伦拷问

　　有人急需，有人愿给，看似简单的关系，一牵扯到人体器官，就变得复杂无比。

　　去年5月《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正式出台，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各大医院都迅速成立了“伦理委员会”，因为，有关器官移植的手术，牵涉到太多伦理问题，不是医院“救死扶伤”的纯粹性所能够完全掌控的。

　　一要防止潜在的器官买卖。供肾者必须完全自愿，而非交易。亲属间这样的“擦边球”显然比较少，所以《条例》规定供给双方必须为亲属，但要鉴别是否属于“直系或三代以内旁系”还真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其次，就算双方是“直系或三代以内旁系亲属”，各项身体指标都能匹配，还要分析供肾者、受肾者双方家庭关系。好比一张网，即使其中两个点愿意靠拢，还得征求旁边绳子的意见，比如，儿子愿意供肾给父亲，可是儿媳不同意，医院也要再三斟酌。

　　在医院“伦理委员会”中，至少要有5-7名委员，据凌建煜主任介绍，每次手术之前都会有5名委员聚在一起讨论，其中至少有一位肾移植权威专家、一位法律界人士，还有一位院方领导，只有大家一致认可的手术才能够最终执行。

　　医院谨慎地采取“伦理委员会”流程，而每一个尿毒症患者家庭内部也会有一番大挣扎，拿出自己一个肾绝不是一件小事，因此即使是至亲的人，下不了决心，也能够理解。如果愿意用自己的器官去换回亲人生命，这样的伦理美德就更值得人们去尊敬。

　　根据凌建煜主任的多年经验，父母捐肾给自己的孩子通常都毫不犹豫，唯恐自己的检测结果和孩子的不匹配，这样的手术占据了手术总量的50%。而令人感叹的是，夫妻之间的互相供肾则是比例最低的。因此，偶尔遇到了夫妻之间愿意供肾的手术，凌主任总是不由自主地为他们之间那种同生共死的精神所感动。

　　一个家庭遭遇不幸，成员间能够通过互救度过这场生死劫，那么，他们就坐拥了很多美好珍贵的回忆，生命之火再次被爱的力量点燃，人世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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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活体肾移植优点

　　1.由于亲属活体供者的生物学特点和较好的组织相容性，可获得更高的人/肾存活率。

　　2.排异反应的发生率低。研究显示，非亲属活体供肾移植排异反应的发生率为34%，亲属活体供肾移植为13.2%，而尸体肾移植排异反应的发生率高达60%左右。

　　3.移植肾热缺血时间明显缩短。

　　4.透析时间短。由于亲属活体肾移植不需要等待供者，相应缩短了移植前透析的时间，有利于临床疗效的提高。

　　5.优先选择、从容安排手术时间，这可降低患者的治疗费用，提高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