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慈善：担起社会责任

　　2007年4月26日，迪士尼全球志愿者日。包括CEO在内，所有员工都不上班，利用这一天做义工。“上海的员工到民工子弟小学等学校做志愿者。”迪士尼公关部张烨说，平时的志愿活动从未断过。

　　慈善升温，商界亦如是。作为另一股新兴的慈善中坚力量，企业更愿意用“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来形容他们在公益事业上的投入和付出。

联合利华：11座希望小学

　　近日，联合利华在四川新建的希望小学落成。公关Teresa告诉记者，这是联合利华建立的第11座希望小学了。

　　1996年，联合利华开始在安徽、山西等贫困地区修建希望小学。“每所小学都有自己的主题，四川的那所学校就是针对留守儿童的，除了建学校外，我们还配置了电脑设备，让孩子们跟远在外地打工的父母视频对话。”Teresa说，“公司会不定期回访学校，在儿童节送上新校服和电脑。”

　　“投入其中的不仅仅是钱，我们的付出和感情是无法用钱衡量的。”联合利华每年组织员工进行短期支教，“报名的人特别多，竞争激烈，最后还要面试选拔。” Teresa说。孩子们对他们的到来非常欢迎，离别总是依依不舍，“他们会经常给支教老师写信。收到信，我们都很感动。”支教归来的员工都会写总结报告，与其他员工分享支教体验。1月17日，公司年会，联合利华还邀请了青海希望小学的小朋友参加。

　　“希望之星”是联合利华另一个慈善项目，给安徽几所大学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已经有几百名受资助的大学生毕业了，其中一个还进了我们公司工作。”Teresa说。

新华财经：3座图书馆

　　“我们不是为慈善而慈善。”新华财经企业传讯部的曾敏琪说。一天，新华财经的CEO从杂志上看到，在宁夏，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有村民自发把一间房分了一半出来做图书馆。“我们CEO没有受过正统的大学教育，他知道书本和知识的重要，于是决定在宁夏建立图书馆。目前，我们已经建了3个。”去年，新华财经通过红十字会在内蒙古又建了一个图书馆，并资助了16个学生。

　　曾敏琪告诉记者，公司全球2000名员工都非常积极于此，希望能到当地帮忙。“其实，我们去也帮不了什么忙。与当地人接触交流的过程，反而是我们获得的更多。”曾敏琪坦言，在工作繁忙的今天，大家都需要暂时停下来，听听内心的声音，而图书馆项目给了他们这样一个机会。“去年10月，我们制作了一个VIDEO，跟踪记录贵州一个图书馆的建馆过程，还有当地孩子生活、学习的片断。年会上，很多同事看了都哭了。”

　　在刚刚结束的年会上，每个员工都带了两本书捐给图书馆，而来自宁夏的同事当场把抽奖获得的1000元现金捐了出来。

白领志愿组织：能做一点是一点

　　明星、企业、企业家之外，还有一股慈善力量青春勃发，那就是普通的志愿者组织，从发起人到主要成员大多为白领年轻人。他们有爱心，有想法，希望把爱洒满人间。他们比企业更纯粹，比明星更高效，一头扎进公益事业中。

启明书社：慢工出细活

　　坐在启明书社浦东办公室里，Coco说，“我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做慈善这行。”因为兴趣和责任，她放弃了物流企业软件分析工作，成了启明书社唯一的全职工作人员。

　　2005年大学毕业，Coco来到上海，她一心想助学，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启明书社创始人之一方志燕。聊了3小时后，她成了启明书社的志愿者。“方志燕去河南艾滋病村考察发现，国家以及一些基金已经为当地做了很多事，吃饱穿暖不成问题，我们更希望在文化上给予补助。”启明书社开始乡村图书馆的建设之旅。

　　先是募书。书社一下子收到几万册书，仓储、挑书、编书目、邮寄等工作铺开，忙得喘不过气。然后他们到当地考察，跟村委会或者当地学校合作，辟一间教室出来，布置成图书馆，再选一个文化程度比较高，有责任心的人做管理员。

　　“我们给图书馆配电脑，还有各种文体用品。培训管理员，跟他们交流，指导他们开展诸如绘画、作文、演讲比赛这样的活动。”她记不得自己到底往艾滋病村跑过多少回。问她怕不怕，Coco笑道：“第一次去，忐忑不安。虽然艾滋病传播途径我知道，但还是有点那个。到了那里，小孩子黏着你不放，给你用他们的碗喝水、吃饭，于是就豁出去了。”

　　在浦东民政局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后，启明书社的资金来源终于不成问题。“最初从朋友圈找捐款，你做得好了，人家就愿意把钱给你去办慈善。”Coco说。春竹集团第一年捐赠了大量儿童毛衣，第二年出钱冠名了一个图书馆，第三年成了他们的大额捐赠人。“我们也向基金会申请经费，比如香港的陈一心家族基金，就是专门资助乡村图书馆建设的。”

　　“还有大额捐赠人嫌我们花钱太慢。他们说，给你们这么多钱，要么用掉，要么去投资。”可Coco们觉得还得省着用，“慢工出细活。启明书社愿意一个一个图书馆好好做，而不是一下子铺开。”Coco坦言，人力也限制了发展速度，“志愿者们资源很丰富，能力也很强，但很忙，时间比较难保证，也不能强制要求，只有慢慢来。”

“多背一公斤”：公益轻松做

　　“多背一公斤”是一种新兴的公益旅游方式。在旅途中，把学习用品带给落后地区的孩子，通过简单的活动把外界的信息带给他们。

　　上海地区负责人歪歪觉得他们的“多背一公斤”算不上公益组织，“多背一公斤，希望大家利用旅游的机会顺带做些公益，你可以参加我们组织的旅行，也可以自己去。志愿者收集到各地学校的信息都会放在网上，有地址线路等等。只要有心为当地孩子做些什么，都是好的。”

　　尽管如此，“多背一公斤”还是起到了公益组织的作用。去年一年，他们在全国组织了131次活动，最近10个月收集新增98所学校的信息。“年轻白领喜欢背包旅游，去的路线比较偏，经过很多山区，很多人有意无意都帮助了那里的孩子。”歪歪坦言：“旅游还是主体，公益是附加值。”这份坦诚和自然，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加入“多背一公斤”。

　　全国几大城市都有“多背一公斤”的团队教练，负责当地的联络、培训和交流。歪歪告诉记者：“除了每年申请一次地方团队发展基金，其他宣传活动费用都得志愿者AA制。”无论从志愿者管理还是活动发展考虑，“多背一公斤”都迫切需要成为一个正规的公益组织。“否则我们不是法人，无法签合同，没法开收据。”歪歪道出难处。

　　“我们现在正在申请工商注册，”组织者余志海已经辞掉了IT公司项目管理的工作，全职投入“多背一公斤”。最近，“多背一公斤”入选联想集团的公益创投计划，这给了他们信心和希望。

“小桔灯”：能帮到一个也好

　　相比启明书社、“多背一公斤”，“小桔灯”的公益形式很松散。“我们只是搭建一个平台，把需要帮助的孩子情况在Blog上公布，让有意助学的人自己联系他们，直接把钱汇给孩子，通过信件保持联系。”发起人季卉说。

　　作为华侨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季卉经常下乡走访贫困家庭。2006年，在去河南寻找100个孩子资助一年生活费时，她发现当地需要资助的孩子数量大大超出100个，“很难取舍哪些可以放在100之内。”于是季卉把待资助的孩子编号放在Blog上，有心人可以通过她联系孩子进行资助。至今，已经有超过200名孩子得到资助。“去年最多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有1个孩子学费有着落。”

　　“小桔灯”没有办公地，也没有固定的志愿者，核心成员有3个，众多资助者自称“桔友”。季卉说，她无法监督管理“桔友”，“有时候也会发生个别资助人消失联系不上的事。”即便如此，季卉仍旧是坚定的“无组织”主义者。“这样效率高，在成本为0的情况下，每年至少可以保证资助100个孩子。”季卉说，假如做成组织，行政开销就大了。她没有深入思考“小桔灯”日后的发展，在她看来，切实做点事，能多资助一个孩子也好。

　　去年，季卉保持每月或者每两个月走访一次，寻找发掘待资助的孩子。可今年，季卉去丹麦留学，走访的事便没人做了，Blog上也缺少了孩子们的感人故事。“‘小桔灯’冷了下来。”远在异国他乡的季卉语气中带着失落。

全民慈善，前路漫漫

　　民政部有数据显示，我国民间组织已达到34.6万个，成为慈善事业发展的新兴力量。不反组织呈爆发式增长，慈善公益的形式也愈发多样。网上支付系统可以捐钱，手机可以捐积分，信用卡刷卡消费也能助学，全民慈善的浪潮滚滚而来。

　　然而，借用慈善名义圈钱，私扣善款的丑闻不绝于耳。使得公众在愿意支持之余，对各类慈善组织的公信力表示怀疑。慈善落入了既被赞同又面临信任危机的尴尬境地。

　　志愿者歪歪直言，最近两年看过太多公益团体，虽然着眼点不同，大多面临资金、管理、身份等问题，“有做得很好的，也有在生死边缘挣扎的，也有自然被淘汰的。”民众慈善面临着能走多远的生存考验。

身份之难

　　无论是明星还是个人，做慈善，绕不开一个身份问题。民间公益组织很难获得身份，国家双重管理的规定，使得它们注册成功的几率很低。而对于“壹基金”、“嫣然基金”这样明星倡导的慈善也有着自己的尴尬，虽然名为基金，实则都有挂靠单位。

　　以“壹基金”为例，“壹基金”的全称是“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是中国红十字总会架构下独立运作的慈善计划和专案。从复杂的名称看，其尴尬可见一斑。李连杰表示，他最初想申请成立公募基金，但注册不成功。“国家控制严，自有道理。毕竟公募的话，牵扯的都是老百姓的钱。” 身份的模棱两可必然导致行动很难准确定义。

资金来去之难

　　涉及钱的问题，所有事都会变得复杂。

　　资金的来源和去向往往成为众矢之的。启明书社每月月报有捐赠财务和费用支出的详细记录，另有财务简报公布财务状况，公众可以索要财务账目表。“壹基金”每3个月公开财务状况，在红十字会有国家审计局审计的情况下，还引入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对善款的来源使用进行审计。为了避免财务上的麻烦，“小桔灯”选择让受助方和资助人直接联系。即便不经手财务，受助方谎报情况和资助方的单方面中断依旧会影响“小桔灯”的信誉。

　　另一方面，虽然有规定慈善捐款的10%可以用作其运作团队的运作经费，但运作团队为避免引起“挪用善款”之嫌，往往选择自筹经费AA制，却也不是长久之计。

志愿者管理之难

　　对志愿者的管理和激励，大概比任何一家企业的团队建设和员工激励都困难。社会学家启明书社的Coco最头疼的是志愿者离开，“很多人刚刚培养起来，就因为各种原因走了。”启明书社现有核心志愿者30余人，其他志愿者超过1000人。即便是核心志愿者，忙的时候也只有把启明书社的事先放一边了。

　　“小桔灯”自季卉出国，走访的事也搁置下来，她寻找接班人亦未果。对于还没建立组织的“小桔灯”来说，人员不稳定是个大问题。

　　对“多背一公斤”来说，志愿者的激励和管理问题不大。“因为我们本身是很松散的组织，没有什么硬性规定，所以也不用管理志愿者，靠自我管理就行。”组织者余志海话虽如此，但实际上，各地的“多背一公斤”还是在稳定队伍上花了不少力气。“我见证了太多志愿者来来往往，虽然对整个队伍人数没什么影响，但有的地方因此团队解散，我们看了也是很可惜的。”作为上海地区的联络人，即便没有活动，歪歪也会时不时把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吃饭。

规则之难

　　对于公益组织的生存，很多志愿者觉得可以仿效国外经验。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范丽珠认为完全Copy国外模式不可取，甚至可能弊大于利。

　　范教授认为，中国的社会情况与西方不同，对于慈善的理解有距离。最关键的是我国针对慈善业的法制环境还不完善，这也是造成民间慈善组织身份尴尬的根本原因。志愿者的组织注册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期没有详细具体的法律规范长期造成的。

　　在范教授看来，现代化进程中，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精神焦虑，需要寻找精神意义和生命价值来缓解。帮助人的过程就是获得意义的过程，这是慈善在全社会蓬勃发展的基础。而社会的多元化使市民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方式参与慈善，公众心中的善意有空间释放，公益组织增多，谁都不能否认这是好事。但从政府角度看，这种释放不能无限度。在我国《慈善法》还未出台的情况下，各组织只有靠摸索，慢慢成长。

普通人的慈善最珍贵

社会学家零点调查公司总经理袁岳

　　近两年，从企业界到文体界都开始热衷慈善。对企业来说，当所有营销手段都用尽时，慈善不失为新的宣传点。过去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夸的是瓜本身；现在夸的是王婆。王婆是好人，所以王婆的瓜是好瓜。对企业家来说，他们功成名就，需要慈善来体现个人社会价值、自我价值。对这些社会新富阶层而言，到了一个临界点，下一站就是慈善。

　　相比过去，现在的慈善热有很大进步。首先，不再停留在捐钱阶段。不是给了某个基金就完事，开始关心钱的去处。第二，慈善有了各自的定位。慈善力量更加集中，方向更为细分。企业家懂得与民间团体合作，慈善组织也有管理手段和组织手段。

　　目前，中国的慈善现状，无论是战略高度还是策略方面的人才都很缺乏，与发达国家比很落后。国外的基金，发起人是不直接参与的。比如，比尔•盖茨的基金，他不是主席，只是捐助人和筹款人。对于基金的管理和使用，他没有发言权，他们聘请专业人士管理操作。这样就杜绝了基金建立者可能挪用的渠道。

　　另一方面，大众对慈善有误区。觉得慈善就该是富人的事。其实，在美国，慈善捐赠的最大部分来自广大中产阶级，占到全部捐赠的60%。他们从小就有慈善习惯，有多少就捐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