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刘震云自己写就自己编剧的电影《我叫刘跃进》就将上映，随它而来的，还有一个被慢慢炒热的概念——作家电影。

　　不过，这个在欧洲由来已久的概念，在中国来了次“转身”，它已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个“由作家当导演拍摄”或者导演像作家一样创作的电影，它的概念因着《我叫刘跃进》而被中影集团的老总韩三平扩大了外延，却没有得到所有作家的认同

1个声音

“作家电影”扩大化

　　提起“作家电影”这个概念，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法国的“新浪潮”，以及阿仑?雷乃的《广岛之恋》、阿涅斯?瓦尔达的《短岬村》、亨利?高尔比的《长别离》、杜拉斯的《她说要摧毁》这些法国“左岸派”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电影。

　　但是，随着电影《我叫刘跃进》的开拍，“作家电影”在中国有了新的内涵——不光是作家当导演的电影，也包括作家担任编剧的电影。甚至有新闻称《我叫刘跃进》打响了中国“作家电影”的第一炮。

　　“这个概念是中影集团韩三平提出来的，背景是他对中国电影非常忧虑，忧虑中国电影‘内容缺失’。具体地说，就是一些中国电影正在加速变成八月十五的月饼，包装华丽，附属的东西越来越多，价钱越来越昂贵；待到食者一层层剥开品尝时，底层那块月饼，馅已是馊的。所以，他希望有责任感的作家应该直接投身电影创作。”

　　这是2006年秋天的事，当时刘震云正和韩三平去济南，回北京的路上，韩三平给他讲了中国电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种态度

参不参与，是个问题

　　对于韩三平的观点，很多人批评搞混了“作家电影”的内涵。同为作家的莫言，就只愿意接受卖版权给电影公司这一形式。

　　“‘作家电影’这个概念是法国人提出来的，原来的意思是指电影导演像作家一样用电影来记录一段生活，观察一个人，就像用胶片写作一样。其实‘作家电影’就等同于文艺片。”在莫言看来，“作家电影”并不好操作，“文本和影视改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艺术领域。在文本领域专业的作家，到了电影领域可能就完全不专业了。就说剧本的改编，《红高粱》我改了一半就完全改不下去了，挺消极的。”

　　在老朋友、《收获》编辑叶开的小说《引擎》改编成电影的关机发布会上，他以电影的文学顾问身份如此表示。

　　虽然作为最早一批和电影联姻的作家，莫言的《红高粱》曾被张艺谋改编成同名电影，他还亲自参与了剧本改编，结果一下子捧红了两个人；他的《白狗秋千架》被改编成《暖》，一周之内连获东京电影节和金鸡百花电影节两个大奖，成绩斐然；但是，他对改编之事并不积极：“我不会拿着自己的小说去找导演，也不会在创作小说的时候就考虑将来如何改编成电影，这会影响创作，而且我也不会去当导演，这不是我的专业。”

　　不过，莫言倒是很支持导演用作家的小说改编电影，“优秀的文本基础加上编剧的捉笔重写，能够造就一个成功的电影。就如当年的冯小刚、张艺谋，好文本奠定了他们成功的基础；反过来，电影的成功也让作家广为人知，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3位实践者

电影是难以预料的事

　　“中国的‘作家电影’有自己的内涵，不论是什么，关键在于能否产生好的东西。我还是希望看到作家参与电影创作，用何种形式参与并不重要。”

　　刘震云这句话算是说对了，说准了。其实概念谈了这么多，拨去宣传炒作的成分，“作家电影”里，作家到底是光卖改编权，当编剧、导演，还是自己演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电影确实缺乏扎实的文本，中国的作家确实应该在其中尽一份力。

刘震云：没办法当导演
  
关键词条：以编剧身份进军影坛，但并不准备当导演

　　自《手机》后，刘震云在大众的视线中消失了一段时间。如今，他又开始走红，《我叫刘跃进》的电影就要上映，他的小说又获得了第四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最佳奖（专家奖）”。因此，这段时间他非常忙，经常要当“空中飞人”。

客串“麻将男”

　　《我叫刘跃进》讲述了一个“羊吃狼”的故事。草根厨师刘跃进不小心把装有自己全部家当的包丢失了，寻找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另一个装有不可告人秘密的包，牵涉到上流社会的几条人命。于是，扑朔迷离的搞笑故事由此展开。

　　小说中，刘震云用冷静的语言，讲述这个玩笑，从《一地鸡毛》到《手机》慢慢形成的“刘氏幽默”在小说中尽显。至于电影，起初刘震云是想把它拍成《寅次郎的故事》的风格，跟导演马俪文沟通后，马俪文将它拍成了《这个杀手不太冷》。

　　“马导演是个急性子，不但反映在生活中，也反映在创作上。《我叫刘跃进》由于她的加入，这列火车极大地提速了，拍成了《这个杀手不太冷》这样的东西。当然说的不是形式，首先改的是内容。本来说的是羊和羊之间的事，是她把羊领到了狼群里。看了样片，我非常震撼，这是一部过去没有的新鲜的电影。”

　　看得出，刘震云对于这样的改动是非常满意的。“我尊重导演的原则。电影方面基本上我说了不算。”在这方面，刘震云也显示了自己的一贯作风：逢人必称“老师”，永远自称“小刘”，只许他夸奖别人“甚是不错”，别人一赞他，他便受委屈似地头一歪，笑一笑，盯着你认真地说：“您骂人。”

　　电影中，一直在《盲井》、《鸡犬不宁》等小众文艺电影中出现的李易祥饰演刘跃进，和“发廊妹”秦海璐演绎了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高群书、尹力等导演也纷纷跑来客串，刘震云自己也在里面插了一脚，扮演一个打麻将的男子，连打了13个哈欠，非常考验演技。
不准备做导演

　　据说，刘震云的好朋友王朔、刘恒都想自己做导演拍电影，但刘震云却显得对当导演很抗拒，也很悲观。他从来没有如此想过，也不准备这么做。

　　“小说和电影虽然有亲戚关系，但它们是两匹不同的动物，脾气秉性不一样，去的目的地也不同。驾驭电影这样的动物，不是我的强项。我可以协调小说中的诸多人物，我协调不了导演手下那群人。”

　　对他来说，做导演最困难的是“演”，“我既不会导演生活，也不会导演一出戏，戏里戏外都不知怎么演的人，实在没办法给人当导演。”

　　如果做导演的话，他一定会首先把自己的小说搬上银幕，“在我的作品中，我最想改成电影的是《口信》。假如我当导演，应该不会拍摄同样风格的喜剧电影，因为我不想制造类型化的作品。”

　　“电影如同一个放大镜，我希望拿放大镜照照自己的小说，找找弊病和漏洞，弥补一下，通过电影我可以学到好多东西。”

尹丽川：拍电影不像写诗那么随意

关键词条：作家、诗人、导演，已经拍摄完毕自己的第二部电影

　　“哎，再往上一点再往下一点再往左一点再往右一点，这不是做爱，这是钉钉子。”

　　尹丽川好久都没有写出如自己的成名作《再舒服一点》这样的句子来了，这位“70后”诗人，已经经历了人生的一次转型。

《公园》没有大规模公映

　　采访尹丽川的时候，她正在剪自己的第二部电影《牛郎织女》。从她简单的履历来看，这位美丽的女诗人几乎要算是在电影行业里混得最不坎坷的作家导演了。

　　她的第一部电影《公园》入围了去年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获得2007年金鸡百花奖最佳处女作奖提名，在第56届德国曼海姆国际电影节上受到评委会的一致好评，一举荣获“国际电影评论大奖”。对一个“处女导演”来说，这都不是唾手可得的荣誉。

　　只不过，《公园》还没大规模地在全国公映过，仅仅是去年在广州正式公映，在上海小范围放映了一次，其他时间，不是去电影节，就是在各大高校展映。赚钱没赚钱，尹丽川自己也搞不清楚，不过现在既然同一家公司又找她拍第二部电影，可见她并没有赔钱。

　　《公园》取材于去公园里给孩子相亲的父母。尹丽川和父亲感情很深，曾经写过一篇小说《父亲》，所以她的电影还是带着私小说的影子，“每次有人看《公园》，如果说，唉，这点儿跟我爸挺像的，我就很高兴——好像那一辈的父亲都差不多似的，而且都很节省。”

跳出传统作家的圈子

　　尹丽川承认自己很幸运，因为她没有经历过拿本子找投资的过程，这类经历对于所有想拍摄自己作品的作家来说，都是噩梦。

　　和其他转型做导演的作家相比，尹丽川算是有真才实学，她曾去过法国巴黎，在ESEC电影学校学了一年基础理论，选择了纪录片编导专业。学成回国后，却“混”入了诗人圈子。有一年从西藏回来，“云南影响”的总制片人罗拉约她见面，聊好天，罗拉就问她能不能做导演。她当时心里还发了一会怵呢，但没多久事情就敲定了。

　　现在，尹丽川已跳出了作家拍摄自己作品的圈子，正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导演，她说不清楚这职业能干多久，但至少她给人的感觉很专业。她的第二部电影《牛郎织女》用的就是好朋友阿美的本子，她的班底也覆盖了整个文艺界——男主角吕玉来是《孔雀》里的弟弟，女主角颜丙燕演过《爱情的牙齿》，摄影师刘勇宏拍摄过《海鲜》、《盲山》等影片，录音师富康的代表作是《苏州河》、《可可西里》。

　　电影在广州实际拍摄了37天，速度很快。在现场，她被评价为一个比较温和的导演，不以“凶悍”服人。

　　当然，为了电影，她已很久没有写诗了，没有那个心情和意境，心也懒了，“诗人不需要成本，而且两分钟就写好了。但拍电影不像写诗那么随意，电影是难以预料的事情，而且不像写诗那样从头到尾只需要你一个人就好。不过，我不是一个努力的人，一切刚刚好就好。”

棉棉：找到了钱就拍

关键词条：作家，准备做编剧和导演

　　在谈电影的一小时内，棉棉没抽烟——一支烟也没有抽！她比以前胖了一点，但看起来非常健康，“这段日子以来，我都过得很规律。”

　　她目前最忙碌的事情，就是出版自己的新小说《熊猫的真相》，同一个故事，衍生出了两本完全不同的书（包括上一本《熊猫》）与一个截然不同的剧本，这就是棉棉的“熊猫”，而这也将是她第一次当导演需要面对的作品。

制片人正在找钱

　　看中棉棉“熊猫”这个故事的制片人Charles De Meaux，在欧洲很有影响力，身份和棉棉一样难以界定和描述，他是电影《热带疾病》、《祝福》等的制片人，其中《祝福》参加过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并获得了最佳影片奖，“他自己也拍很多很酷的电影。”

　　有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制作人开路，“熊猫”的第一步就站得很高。

　　新书《熊猫的真相》虽然和《熊猫》是同一个故事，但是，“我在这本小说里把爱情都写尽了，我希望那些绝望的人看了这本小说能够好一点，放得开一点。但是我自己写完之后，就对爱情真的绝望了。”

　　正是这样一个故事，让Charles抓住牢牢不放，并且让棉棉自己操刀当导演。

　　当初，棉棉答应做导演是“年少轻狂”时的事，回想起来，她觉得并不是内心的渴望占了上风，而是当时处在一种“飘起来”的状态里，“自我膨胀！”

　　当时，王朔觉得她能拍，还承诺“到时候站在你身边拿话筒喊话的人我都帮你找好”；制片人也劝她不必害怕，因为他会把一切安排妥当。但是，要说服欧美的投资商去投资一个导演新人的作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时间的节点，也被拉得很长。不过，棉棉已经签约成为“上了船的人”，半路也不好下船，只好等着。

　　至于演员，棉棉和制片人早就看好了，男主角就是《赛末点》里和斯嘉丽?约翰逊对戏的乔纳森?莱斯?迈勒斯，在他还没有遇上伍迪?艾伦前他们就看中了，他本人也已经知晓。“女主角我要在上海找，不一定要那种专业的演员，说专业的英语。”棉棉觉得，只有那些真正“混”在外国人当中的女孩子，她们的英语才是自然并且充满城市气质的。

　　“找到了钱就会拍，我的制片人正在找钱，他找到一点点钱就会来找我。”

一个无与伦比的女演员

　　当然，《熊猫的真相》并非棉棉第一次和影像发生关系。那部由她自编自演的电影《我们害怕》，也带着许多个人生活的烙印。

　　这部把芭蕾舞演员李智楠带入娱乐圈的电影，现在快被人遗忘，只有在提到棉棉的时候才会被提起，但它曾经被美国《综艺》杂志评价为“中国的朋克电影”，棉棉在其中演绎了一个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的人。

　　“那时是白天起来写当天的故事，然后拍摄。”虽然这部用DV拍摄的电影，纪录片一样记录着棉棉和朋友的生活，但，“我也是有大纲的”。

　　最近，棉棉要做的事情是加入自己制片人Charles的一部新电影当演员，在澳门拍摄，演员阵容包括舒淇。“我就发了一张我戴墨镜的照片给他，他回给我说，谁是这个无与伦比的女演员？我想他那就是答应了吧。我在电影里面也要戴墨镜，我要求演一个黑帮老大！哈哈。”

评论：
电影，你的名字叫“作家”
文　孙甘露

　　韩剧在内地刚开始风行的那会儿，有一次遇见张建亚，问：干嘛呢？他说：拍韩剧。这是他抖机灵时善意的一面，彼时他正在北京郊外替韩三平拍戏；脚本由杰出的阿城写就。阿城先后参与的电影作品蔚为壮观，即便如此，“作家电影”的时代似乎还并没有开始。

　　现在一声“作家电影”开张，本意大概也不是要对新浪潮或广义的作家电影进行语义分析，对接或对冲（眼下这个词很时髦）50年来两拨相异其趣的电影人的努力。人们从中发现了什么商业或艺术上的征兆？

　　历史表明，很多命名活动在给那一时代带来诸多艺术上的歧义时，也给后人廓清商业真相带来不小的困难，但这正是伴随电影工业分类进而分级出现的问题；在剪干净的《色，戒》被充分观摩之后，没被剪干净的《苹果》被禁映了。现代社会的原则有时候是这样的，有害的不是做了什么，而是被看见做了什么。电影正是为“被看见”而诞生的，但是“作家电影”即使被“看见”也是较难被辨认的。

　　电影这一由小孔中透出光束的玩意儿，说它寄寓了在黑暗中偷窥的冲动并由此引发幻想的喜悦，似乎并非完全是瞎扯。有意思的是，不要说那些阳光下的景致，即便是那些幽暗密室中的曲折举动，一经投射到巨大的白色银幕上，隐秘便彰显于光天化日。

　　在一段时间里，被污名化为烧钱机器，吞噬大量的金钱而后为观众揪住其中的片言只语拼命耻笑，它只为那些票房明星或者票房毒药而存在，忽然，那些被阿城称之为“要饭的”作家，也被要求卷入这动则上千万的富人游戏，以福克纳和海明威这类好作家在好莱坞的遭遇来看，大概是有什么奇迹将要发生。

　　观众永远是安全的，坐在黑暗中思考电影背后的那个“作者”，究竟意欲何为？不过他的要求是波动的，如一日之内的体温或者某个时刻的肾上腺素，他有时候要求明晰，在另一时刻又追慕含糊其辞——仿佛已故的巨星马龙?白兰度的台词；他有时候问电影要真实的生活，得比他楼下的吵架声更真实一些，一转眼又专情于对生活的肆意歪曲：比如永志不渝的爱情；他们是最难伺候的，死命想要，但是不太清楚究竟要什么，所以，“作家电影”不失为一种尝试——明确地给他一种争论不休的东西。万物皆有其名，梦枕貘在《阴阳师》里写道：“名字，带有咒的本质……名称正是束缚事物本质的一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