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时常住在哥本哈根的Nyhavn区，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也是在这里度过

文/陈静抒
        这个故事的一开始便颇有几分《世说新语》的意味。1847年6月，42岁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首度访问英国。这时的安徒生，写过了一些自己珍视的戏剧和诗歌，同时已经坐拥了后来的传世名篇《拇指姑娘》、《海的女儿》、《坚定的锡兵》、《皇帝的新装》，等等等等，也在旅途中陆续认识了大仲马、雨果、巴尔扎克，还有他的德国同行格林兄弟。安徒生在伦敦受到了礼遇，半是因为诚如他在给魏玛公国大亨利·迪特瑞公爵信中所言，“作品在英国也受欢迎了起来”；另外则可能像他在日记中猜测的那样，是因为这欢迎会由丹麦公使亲自出面主持。这个一生热爱戏剧和表演、最后借着一些短小细碎的童话享誉世界、身高一米八五却有点不自信的北欧男人，在英国文学的贵族社交圈中兜兜转转好些天，始终没有见到他此番来伦敦最想见到的一个人，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

最美好的告别
        1847年，狄更斯35岁，结婚11载，儿女成群，已经写出了《匹克威克外传》和《老古玩店》，也曾一度为经济所迫写了《圣诞颂歌》，倒是意外赚了个当年的头彩。所有其他的，《双城记》、《艰难时世》、《雾都孤儿》、《远大前程》，还有《荒凉山庄》等，都还在未来的路上。
        对安徒生来说，狄更斯是一条蜿蜒并行的河流的另一岸。他们一个是鞋匠的儿子，一个曾是皮鞋油作坊的学徒，都与正统教育有过不愉快的交手。时至1847年，安徒生虽然断断续续拿着国王的资助，却也始终流离在丹麦社交圈之外。来到英国，因着公使的关系，他倒是轻易站在了一群贵族之中，觥筹交错间，却找不见狄更斯，被他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家”的那个人。王蒙曾经把“丑小鸭模式”和“狄更斯模式”相提并论，说那都是贵族骨血落魄贫家，经过一番风雨洗礼，保持高风亮节，最后迎返回朝的故事。也许在安徒生心里，他们都是这样高贵的灵魂，在俗世零落成泥，又在文学的殿堂里得以保全高洁。因此他才那样渴切地想要见到狄更斯，并且坚信对方一定也是如此。
        不只是他自己这么想，邀请安徒生来英国的威廉姆·热丹也急切地认定他们应该见上一面。结果因双方档期屡屡不合，热丹的几次奔走安排均告失败。
        然而1847年7月16日，在安徒生的英国拥趸布莱星顿伯爵夫人的府邸中，安徒生同狄更斯意外地相遇了。显然这是一次没有计划却仍然皆大欢喜的会面，彼此也一见如故。“我们紧紧握住对方的手，凝视着彼此，殷切交谈，一切都了然于胸……我泪盈于睫，而他亦如此明了我的爱慕，他也同样熟悉我的那些作品……我们举杯共祝……”在后来的回忆里安徒生作了这样动容的描述。
        之后狄更斯邀请安徒生一起吃早餐，却因临时有事爽约，在写了一张便条匆匆解释之后，他带着12本书去往安徒生的寓所，适逢安徒生早已与人有约外出，狄更斯留下了自己的书便欣然离去。这几乎是地球另一端“王子猷访戴”的仲夏伦敦版。
        在英伦诸岛的来回奔波之中，安徒生始终心心念念着要和狄更斯再见上一面，然而交通的不便加上繁冗的出版事务，直到8月13日，住在离兰姆斯盖特不远的布罗德斯代尔的狄更斯一家已经放弃会见到安徒生的念头的时候，他才从兰姆斯盖特的马车上下来。这一天安徒生第一次见到狄更斯夫人和他成群的子女。在餐桌上，他们聊了各自在祖国并不那么亨通的声名，以及狼狈的稿酬。“一本书才给你19镑？”“你写的每一页都值19镑！”“我一个作家，还不如自己的作品在别国的翻译者拿的报酬多……”酒酣耳热之际，他们这样苦笑自嘲。
        是晚，安徒生连夜赶回在兰姆斯盖特的酒店。第二天清晨的兰姆斯盖特码头，那是安徒生心中永远历历在目的一个惊喜：狄更斯穿着花衬衫和一条绿色苏格兰裙，从布罗德斯代尔赶来为他送行。欧洲两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童话作家，站在英国的海岸线边握住的最后一只手，属于他眼中“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再没有比这更美好的告别了。
        “像一个不真实的童话。”安徒生说。这个长手长脚容易害羞的人，自己写过了那么多童话，却没有洞悉一切的魔术师所固有的那种愤世嫉俗，仍能护念着这一点容易感动的初心。这是他的善良和执着，或许也是日后友谊消散的一个隐患。这是后话。

写作中的狄更斯

安徒生在此屋中睡了5星期
        1847年的这个8月之后，二人之间开始了长达10年的通信，没有再见过面。
        1848年1月1日，安徒生的第一份新年祝福写给狄更斯，而在这之前不过短短几天，他刚急切地在信中把自己的《童话集》（第一部）送给狄更斯当作圣诞礼物，并且追着让英国的编辑在出版后第一时间寄给狄更斯。也许因为读了《圣诞颂歌》的缘故，几乎像一个热恋中的少年一样，他固执地认为对方一定会热爱圣诞，热爱圣诞礼物，热爱自己送出的圣诞礼物。
        之后，他们用各自的新作来交流。1849年6月，安徒生再次提笔：几乎不曾察觉我们许久没有说话，奥列弗·退斯特，蟋蟀和鬼魂，你的那些文字始终萦绕在我的身边……也许我会去斯德哥尔摩几个星期，或者在芬兰看一次极昼。
        1853年，安徒生将《一个诗人的白日梦》的献词写给狄更斯。
        而狄更斯甚至没有想过要保存这些往来书信。当然这不是针对安徒生，狄更斯本身就有隔一段时间就销毁所有信件的习惯。我们今日之所以能见到这些信件，除了狄更斯遗物中的一封漏网鱼之外，其余都来自安徒生的习惯——他通常用丹麦语写信，再翻译成英语，因此得以留存草稿。这原是生活在多么不同的世界里的两个人。
        无论如何，在书信往来里，较之兴致勃勃的孩童安徒生，狄更斯多的是几分相敬如宾的客气。“感谢您的来信……我的妻子和孩子也向您问好……我们都急切地期盼您再给我们带来美妙的杰作。”安徒生或许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措辞，因此在1857年狄更斯邀请他去盖茨山的新居作客的时候，安徒生欢欣鼓舞地启程。1857年6月10日，他还给狄更斯写信：“我正在去你那儿的路上。”到了之后，他越住越舒服，索性从6月11日一直待到7月下旬，他写日记，写信给朋友，反复描述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悠长假期。而与此同时，对狄更斯来说这无疑是一场极大的困扰，他的妻女开始厌烦他，就连狄更斯自己，也在安徒生走后长舒一口气，在客房的镜子上写道：“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此屋中睡了5星期，似与房龄一样长。”
        安徒生对此毫无察觉，这大约也是为什么他始终没能明白，为何狄更斯渐渐对他敬而远之起来。也许他总是以这样的热情去裹挟别人而浑然不自知。1840年他把《夜莺》献给瑞典歌剧女星詹妮·林德，4年之后林德不仅拒绝他的爱，甚至连友谊也不愿维持，匆匆写下“再见”。
        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夜行的驿车》里这样写安徒生：“只有在想象中”，他对自己肯定说，“爱情才能永世不灭，才能永远环绕着灿烂夺目的诗的光轮。看来，我幻想中的爱情比现实中所体验的要美得多。”而在现实中，白羊座的安徒生似乎比他的童话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描述都要勇敢得多，他的勇敢让别人望而却步，却也终于以一种顽固的姿态留存，而不是过眼烟云。
        也许在某一个新桐初引、清露晨流的早晨，狄更斯还会想起这个热情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瘦削高长的丹麦人，也曾唤起他心里最调皮的一点青春，在兰姆斯盖特的码头，穿着花衬衫和绿裙，奔去与他说彼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