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河西
        对于塞林格来说，针灸不是万能的，没有针灸是万万不能的。针灸的失效使他相信，这个女人“无可救药”，既然无法治愈，还不如趁早快刀斩乱麻，于是就上演了始乱终弃的那一幕。

        在《九故事》的扉页上，塞林格引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们知道两只手相拍的声音，但一只手拍的声音是怎样的呢？”
        “单手拍掌”，林子祥一张专辑的名字，和塞林格的话一样，来自禅宗。
        1953年出版《九故事》的时候，塞林格已经像“垮掉的一代”一样对禅宗顶礼膜拜。最迟至1940年代末，他就渴望成为一名佛教徒，追随伟大的释迦牟尼和六祖慧能，心静自然凉。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制定了详细的读书计划，博览佛教方面的典籍，还和当时红透半边天的日本佛教学者铃木大拙见了一次面。
        学习了几年禅宗之后，1952年，塞林格又读到了印度灵修导师Sri Ramakrishna的书，立即为之倾倒。在给朋友们的信中他说，在阅读了这位大师的作品之后，“我已成为Sri Ramakrishna的信徒，后者鼓吹独身，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追求心灵的绝对自由。”
        这直接导致了之后塞林格隐居遁世的“僧”活方式。
 

1961年，美国记者拍到了塞林格在新罕布什尔州家中的生活片段

瑜伽男的“僧”活方式
        1955年6月，36岁的塞林格和克莱尔·道格拉斯结为连理，后者是拉德克利夫大学的学生。婚后不久，他们就双双开始修习Kriya瑜伽。1955年的夏天，在华盛顿特区一栋印度教神庙前的小店里，他们接受咒语仪式和呼吸的训练，每天两次，一次10分钟。塞林格的女儿玛格利特·塞林格在她的回忆录《梦的守望者》中感叹：“如果当时我父亲已经接受了印度瑜伽导师Lahiri Mahasaya的思想的话，我的父母就不会结婚，那么，也就没有玛格利特·塞林格这一号了。”
        大的方向没有变，但在具体的宗教信仰方面，塞林格可谓水性杨花。在克莱尔还对Kriya瑜伽死心塌地的时候，塞林格对此已经兴趣索然。他长时间离开康沃尔去写作，可是常常他带回来的，只是一些未完成的小说断片——他回来只是想把它们给撕了。不过，他回来时也不总是愁眉苦脸，他总有新的发现，新的宗教、新的主义都会让他欣喜若狂，就像刚开始发现禅宗一样。克莱尔则开始相信，沉迷于宗教的塞林格在文学上已经完蛋了，他不能面对出版，也不敢正视他所写的作品。
        抛弃Kriya瑜伽之后，塞林格一度喜欢上排除忧郁的精神疗法（这是在美国风靡一时的信仰疗法的前身），他甚至专程去拜会了这种疗法的创始人L.哈伯德先生。可是好景不长，克莱尔说他很快又开始见异思迁。果真如此，基督教科学派的灵修术、顺势疗法、针灸、长寿食疗法等，像走马灯一样成为塞林格的新宠。
        说到针灸，还有一段情爱轶事。他18岁的情人乔伊斯·梅纳德患有阴道痉挛症，这意味着他们无法正常做爱。可以想见，碰到这种事，一个正常的男人能不郁闷么？即使如隐士塞林格者，亦不能免俗。他绞尽脑汁，想尽了各种方法来治愈这种妇科疾病，但收效甚微。最后，即将精神崩溃的塞林格想到了来自古老中国的神秘医术——针灸。
        这是位女医生，她让梅纳德脱去衣服，只穿着内衣躺在病床上。她洗干净双手，从小盘子里取出一组针，在梅纳德的腹部插上一根，又在她的耳朵边上分别扎上两根。
        至于效果嘛，嘿嘿，没有任何效果。
        对于塞林格来说，针灸不是万能的，没有针灸是万万不能的。针灸的失效使他相信，这个女人“无可救药”，既然无法治愈，还不如趁早快刀斩乱麻，于是就上演了始乱终弃的那一幕。
        不过从他高寿91岁才自然而亡这一点来看，塞林格的各种养身之道似乎也不是全无成效。他每日沉思冥想，读《圣人罗摩那教义》、《道德经》、《淮南子》和各种《医学大典》；狂吃维他命C，还喝自己的尿；他用舌头来说话，口齿不清，认为这样说出的才是神的语言；他还坐在一种所谓的“生命箱”之中，沐浴着“生命力”。为了达到超凡脱俗的目的，总之是无所不用其极。

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塞林格的宗教信仰也体现在他一系列的小说写作中。《九故事》中的《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代》写到一位突然出现的画家，塞林格研究者普遍认为，这其实是在暗示佛教的顿悟；《九故事》最后一篇《泰迪》写的则是一个10岁大的孩子表现出吠檀多哲学家的洞察力。塞林格也研究Ramakrishna的弟子Vivekananda的作品，细心的读者会在他的小说中读到这位印度神秘主义者的名字。比如，他最后一篇发表在《纽约客》上的小说是近3万字的《哈普华兹十六，一九二四》，书中的主角西摩·格拉斯这样称赞Vivekananda：“他是我们世纪最激动人心、最独特又才识渊博的巨人。”
        在中篇小说《弗兰妮和祖伊》的“祖伊”部分，弗兰妮的哥哥试图和她一起讨论这世间的宗教体验，目的是解决她内心的惶惑。而塞林格的其他角色，比如西摩·格拉斯，则更为极端，他唯一的信仰，就是逃离这个地狱般的世界。这种极端性在他的名篇《香蕉鱼的好日子》中表现得最为彻底。已经不只一个人在那嘀咕了，书中那个没名字的年轻人为什么要死呢？在海滩上，西摩遇上了一位天真的小伙子，他们相谈甚欢，可是那天晚上，小伙子就在他的旅馆里，用枪打爆了自己的脑袋：“他瞥了一眼躺在半边床上熟睡的姑娘，然后走到一件行李前，打开，从一叠短裤、内衣的下面取出了一把7.65口径的奥特基斯牌自动手枪，抽出弹夹看了看，又塞了回去；再把枪上的击头扳起。然后，他走到空着的那半边床坐下，望望那个姑娘，瞄准好，开了一枪，子弹穿过了他右侧太阳穴。”了解了塞林格的宗教追求，这个和《安娜·卡列尼娜》一样突兀的结尾就不难理解，因为自杀是避世而又一劳永逸的手段之一，也许还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
        1950年代，随着塞林格越来越沉溺于宗教体验不能自拔，他的小说变得更长，也更缺乏戏剧冲突，充满了禅宗公案式（koan）的“离题”和作者跳出来所做的评论。正如路易斯·梅南德在《纽约客》上所做的评论：“塞林格不像在写小说，他似乎对作为一种艺术样式的小说已经失去了兴趣——也许他觉得，文学设计和作者的控制力反而会让作品显得匠气太重、虚假不实。”
        在禅宗中，师生关系是重中之重。《古尊宿语录》等禅宗语录，常常是弟子向老师讨教禅宗问题，结果不是被老师拿棍子揍，就是说一些字谜“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以求顿悟。师生关系，在禅宗中，是演绎和分析禅理的一个基本人事关系。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会发现，在塞林格的小说中，主人公常常扮演老师的角色。他们在小说中种种怪异的举动，正如禅宗中的棒喝、双关语、似答非答、罔顾左右而言他，是一种禅宗的“心印”或“公案”，目的就是让学生们——在塞林格则是他的读者——获得顿悟。
        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倒数第二章，霍尔顿·克劳菲尔德已经获得了顿悟；他涅槃了，在最后一章，他对我们说，“我要跟你谈的就是这些”，好像这本书只不过是向你倾诉或者要教导你而写的。正如他在开头第一句话所写的：“你要是真想听我讲，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霉的童年是怎样度过，我父母在生我之前干些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卫·科波菲尔式的废话，可我老实告诉你，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
        谁是你？恐怕我们每个人都是塞林格假想的棒喝对象。
        美国评论家斯丹莱·爱德加·海曼说塞林格将自己束缚在很小的空间里，这使得他的生活变得异常狭窄，限制了他的写作，最终文思枯竭片纸不得。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塞林格之所以不写了，并不是他写不出来，而是他在身体力行禅宗的教义：“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如果让他再选择，他也许会将《麦田里的守望者》、《九故事》和《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付之一炬。一切尽在不言中，多好？
        单手拍掌，此时无声胜有声。